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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胡福明

时间:2019-09-05

  

专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胡福明:我只是跟上了时代和国家的需要

  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您最初写作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这篇文章的初心是什么?

  杨西光两次来到我的房间看我,他全力支持这篇文章的修改,跟我有过两次谈话。第一次谈话时他说,他原来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,“文革”时期被打倒,“文革”结束后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,同志找他谈话,欲调他到《光明日报》当总编辑,他说交给他一项政治任务,就是改变光明日报社的政治面貌,要将“两个凡是”转到拨乱反正,他指着文章清样说怎么改变啊,就从发表这篇文章开始,推动拨乱反正。我受到很大启发。

  妻子出院后南京大学也放暑假了,这是“文革”后的第一个假期,我一边陪妻子,一边写作,当时没有电脑,写文章也不太方便,一直写到8月中旬,到8月底我的初稿就写好了,但不知道寄给谁。这时我想起了王强华,他是《光明日报》哲学组组长。

  1977年春天,南京理论工作者在当时的江苏省委党校召开理论座谈会,我在这个会上作了唯生产力论的发言。休息时,王强华告诉我,于光远(著名经济学家)跟你的看法是相同的。他向我约稿,但是没有出题目,因此我写完文章后就想到了王强华,把文章寄给了他。

  我立刻表态说当然同意,我是学新闻出身的,胡福明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南大教师,当时没有什么影响力,但如果以《光明日报》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,读者肯定要猜测:“这个人是什么大人物?”影响和作用就完全不同了。我说只要文章能发挥更大的作用,我赞成这种形式。

  在此关键时刻,出来讲话了,他说本来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,文章发表后引起纷纷议论,他拿来看了看,说这篇文章讲得很好嘛,没有错误观点嘛。

  胡福明:1977年9月初,要开学时我把文章寄给《光明日报》哲学组组长王强华,过了4个多月,直到1978年1月中旬,王强华寄来一份《光明日报》大样,也就是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这篇文章清样,并附带一封信,称这篇文章你要说什么我们很清楚,文章也肯定要用,但要做点修改,不要使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的感觉。我仔细推敲后觉得不存在过时这个问题,做了一点补充后寄了回去。当时都是通过邮局邮寄,没有电脑也没有传真,这样经过了大概五六个来回。

  最后这篇文章由同志审定,1978年5月10日,先在中央党校《理论动态》第60期刊发;5月11日,《光明日报》在头版重要位置“以本报特约评论员”名义刊发。

  2018年初夏,距离这篇重要文章发表40年后,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走进了胡福明的寓所,对他进行专访,听他讲述写作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前前后后。

  我作为一名学哲学的知识分子,南京大学政治系副主任、党总支委员,只能拿起理论武器,1976到1977年我在南京大学学报上连续发表4篇文章,利用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揭批“”的斗争,批判“文革”的错误主张,推动拨乱反正。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第一次揭批“”大会上,我第一个发言,后来在江苏省委第一次揭批“”的万人大会上,我也是第一个发言。

  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发表后,给我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。1980年春天,南大党委副书记告诉我,同志要我到中宣部工作,组织部调令都下了,可我始终想待在校园。后来江苏省委调我到宣传部工作,我写了封意愿书,提了6条理由,表示愿意留在南京大学。1982年11月我还是被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。其实从内心来说,我是一直希望待在大学校园做学问,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。如果没有这篇文章,我可能会成为南大的一位教授、博导。

  杨西光还向我透露,这篇文章最后要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帮助修改,要请同志最后审定发表,先在《理论动态》发表,这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内部办的一个刊物,逢五逢十出版,只要这个刊物刊发了这篇文章,《光明日报》次日就见报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文章当天晚上,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,第二天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全文转载。这时我才意识到,这已经不是简单发表一篇文章的问题了,《光明日报》之所以要在最后将文章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,并由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同志拍板,自有其特定的考虑。我当时想,写文章时只是个人考虑,文章发表时已是一个强大的组织行为,要向“两个凡是”发动总攻了。

  从此,真理标准大讨论又重新起来了。在的领导下,陈云同志也坚决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。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规模是全国性的,各省份的主要领导,各大军区的司令员、政委,中央各部门的领导等几乎都发言了,全国广大干部、知识分子,特别是媒体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大讨论,报道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消息,连工人农民都参加了。所以说,这一次大概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思想解放运动。

  2018年初夏,距离这篇重要文章发表40年后,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走进了胡福明的寓所,对他进行专访,听他讲述写作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前前后后。

  党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副主席大发雷霆,批评、杨西光和《光明日报》,说他们犯了严重错误,违背纪律。就这样,刚刚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下子又被压下去了。

  马克思主义原理很多,用哪一个观点批判“两个凡是”是个问题。我在阅读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第二条时,突然找到写作的突破口,即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。我认为“两个凡是”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,毛主席的理论、思想、政策、观点是不是正确,也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。但“两个凡是”的逻辑是什么?它是如何验证和举例的?我认为它的逻辑是这样的:毛主席是天才,毛主席所讲的话句句是真理,不需要经过社会实践检验,毛主席永远不会犯错误,因此要永远地执行和维护。因此“两个凡是”等同于鼓吹的“天才论”“句句是真理”等错误论断,其本质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。

  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文章发表后是如何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的?对您个人有何影响?

  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文章的初稿标题中没有“唯一”,后来是如何加上的?署名为何用“本报特约评论员”?

  胡福明:1977年7月初,南京那年的夏天闷热难耐,我的妻子因为良性肿瘤住进了当时的工人医院,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人民医院,需要做手术,白天由女儿和儿子轮流陪护,晚上我去陪护,当时一个病房里住了四五名女病人,我不能进房间陪护,也不像现在这样可以请护工,有问题只能找护士帮助解决。我就守候在医院的走廊里,把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《列宁选集》《选集》等分批带到医院,借着楼道的灯光,趴在凳子上不停地翻查,把关于真理标准的语录都标出来,一下子查出40多条相关的伟人语录,然后就蹲在凳子上构思文章提纲,当时将标题定为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”,文章分为三大部分。到下半夜我就把两三张凳子拼在一起在上面睡一会儿,醒了再看、再写、再改,一个星期后,我的妻子出院了,文章提纲也写好了。

  于是我在哲学讨论会期间,白天参加讨论,晚上修改文章,第二天一早《光明日报》的工作人员开车把我修改后的文章拿到报社去,晚上再把重新排版的清样送过来,这样来来回回又修改了四五次。杨西光、马培文、王强华等人花了很大功夫,中央党校孙长江、吴江等人也花了很大力气,所以说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,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

  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当时冲破“两个凡是”的政治束缚是要冒着巨大压力和风险的,您的政治和理论勇气从哪里来?

  “两个凡是”被提出来后从北京传来一个消息,称中宣部规定毛主席圈阅过的文章不能批判,张春桥的那篇文章是经毛主席圈阅的,因此不准批判。

  胡福明:“两个凡是”打的是什么幌子?它打的幌子是维护毛主席,维护思想,因此去批判“两个凡是”有人就会给你扣帽子。所以我也很惧怕,我已经当过一次“反革命”了,那次考虑到我的家庭出身好,对我进行了平反。这次是我主动去写文章,如果再给我扣上一顶“现行反革命”的帽子,那我就永世不得翻身了,我也是有家庭的人。

  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通读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,可以发现批判的矛头对准的“天才论”“句句是真理”等,通篇不见“两个凡是”,原因是什么?这篇文章的写作构思有何讲究?

  与我同来北京开会住在一起的是华南师范学院的黎克明教授,他提醒我说,“老胡啊,你已经卷进中央高层政治斗争里面了,风险很大啊。”我说我心里有数,你是支持我的观点的,我坐牢你要送饭。他说那当然,你坐牢我肯定会送饭。后来他在广东省的一个座谈会上还讲了这件事,并出了一份简报。

  因此,“两个凡是”违背历史潮流,批判“两个凡是”势在必行,人民早晚要站出来说话,如果当时我不站出来,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,事实上当时中央党校已经有同志在撰写类似的文章了,我只是跟上了时代和国家的需要,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获得了一个机遇,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而且也想做的事情,幸好还获得了巨大的反响,推动了历史进步。

  罗瑞卿邀请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讲话,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表态,因为罗瑞卿同志是坚决支持这篇文章的。同志在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,内容是态度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,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,严厉批评了照抄照传上级指示、文件的“本本主义”,批判了唯书唯上的态度。

  采访过程中,胡福明面前摆放着一篇自撰的《实事求是无禁区,解放思想无止境》讲稿,书桌上摆满了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《文选》《习谈治国理政》等书籍和《人民日报》《参考消息》等报刊。83岁高龄的胡福明仍旧每天密切关注国家大事和时政要闻,一些重要新闻还要老伴一字一句念给他听。

  胡福明:我在北京参加哲学讨论会结束后,杨西光把我接到《光明日报》招待所,他当时也刚刚调到光明日报社,也住在这个招待所,因此我与他就文章讨论沟通就更方便了。

  巨大的反响和来自最高层的指责几乎同时产生,参与的人都承受着巨大压力。1978年5月12日晚,曾任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打电话给时任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说,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这篇文章很坏很坏,理论上是荒谬的、错误的,政治上的问题很大,它是“砍旗的”,砍思想的旗帜;是“丢刀子的”,反对毛主席的。

  第二次谈线日前两三天,他来看我时说,我跟你商量个事情,文章修改到现在,署名还是胡福明,但发表时不想以你的名义发表,想以“本报特约评论员”名义发表,你看行不行?杨西光当即表示要聘请我为《光明日报》特约评论员。

  我觉得荒唐而奇怪,张春桥如此荒谬的文章,只因是毛主席圈阅过就不能批判,那我们还能批判什么?

  1978年5月11日,《光明日报》在头版重要位置以“本报特约评论员”名义刊发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。(视觉中国)

  1977年2月7日,“两报一刊”(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)联合发表社论《学好文件抓住纲》,提出“两个凡是”的观点。我反复阅读这篇社论,感到“两个凡是”就是这篇社论的主题 ,没有一点拨乱反正的意思,无产阶级还要继续革命,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,继续维护无产阶级的理论路线和政策,所以我不认同这个观点。

  我读了不少古书,明白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道理,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,中国知识分子是有骨气和担当的,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。作为南京大学的一名教师,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知识分子、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,因此我应该有责任和担当,挺身而出批判“两个凡是”的错误思想。

  当“两个凡是”的口号提出后,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就寸步难行,揭批“”的热潮也突然降温,我认为“两个凡是”是阻碍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。“两个凡是”不消除,拨乱反正、建设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。当时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,面临两种前途、两种命运的斗争,因此我下定决心要批判“两个凡是”。

  胡福明:1978年5月11日,文章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后,新华社当天向全国发了通稿,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第二天也转载了,许多省级报纸也进行了转载。

  胡福明:时代是思想之母,这篇文章是时代的产物。当时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大问题,古老东方大国在经历十年苦难之后该怎么办?

 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,也是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发表40周年。

  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您一直强调这篇文章是“集体智慧的结晶”,您为什么这么说?

  同样,作为一名员,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,我的责任就是坚持真理,我有责任为党的事业、为人民的利益服务,为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斗争,这是我义不容辞的担当。如果看不到“两个凡是”的问题,我不去批驳可以理解,我看到了“两个凡是”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、对我国社会前进的阻碍而不去批判和斗争,我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员。

  1978年5月11日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。文章发表后,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。该文初稿由时任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撰写,后经数度修改,最终以《光明日报》“本报特约评论员”的名义发表。

  张春桥有一篇文章《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》,我就写了一篇《评张春桥的〈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〉》,发表在南京大学1976年第四期学报上,我认为张春桥的观点是历史唯心论,是一种上层建筑决定论,是极端错误的,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。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,“两个凡是”就被提出来了。

  一直到1978年4月下旬,我去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讨论会,到北京的当天晚上,王强华就把我接到光明日报社,当天参加会议的除了王强华,还有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杨西光、《光明日报》理论部主任马沛文、中央党校教授孙长江,每人手里都有一份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的清样,杨西光说:“这篇文章本来要在《光明日报》4月2日哲学版刊出,我看后感觉这篇文章很重要,在哲学版发表太可惜了,要放在第一版作为重要文章推出,但是要修改,今天请大家来,就是要讨论这篇文章如何修改,请大家提意见。”

  大家纷纷提意见,马沛文同志当时提出,可以公开点名批判“两个凡是”。我听后说,恐怕现在不合适。杨西光提了几点意见,主要是文章要讲究战斗性,要更尖锐,同时还要稳妥,不要给人家抓住“小辫子”,让我回去继续修改。

  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时的文章题目是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,“唯一”两个字是从毛主席文章中分析出来的。毛主席说,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,那么这个“只有”“才是”就说明真理标准只有一个。但到底是谁把它加到题目上的,我并不知道。

  胡福明的烟瘾很大,接受采访时一支接一支地抽,如今每天还要抽两三包香烟,他说抽烟时可以集中精力、全神贯注思考,“思考是一生最要紧的事,党的理论工作者,时时刻刻都不能停止学习和思考,要始终保持思想的先进性和敏锐性,走在思想理论界的最前沿。”

  专访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主要作者胡福明:我只是跟上了时代和国家的需要

  胡福明:“两个凡是”是两报一刊社论提出的,批判以后哪家报刊会发表?怎么办?我就想到一个办法,找个替代的批判对象,这个“替身”就是的“天才论”“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,一句顶一万句”。我用“天才论”和“句句是真理”来影射“两个凡是”,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和个人崇拜,批判它的荒谬和迷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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